阎崇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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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阎崇年，山东蓬莱人，汉族， 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北京满学会会长、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。著名历史学家，央视《百家讲坛》主讲人。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，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，北京满学会会长，北京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，蓬莱市戚继光研究会名誉会长。
       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，研究清史、满学，兼及北京史。为央视《百家讲坛》主讲“清十二帝疑案”、“明亡清兴六十年”、“康熙大帝”和“大故宫”系列讲座，在国内外引发强烈社会反响，被誉为《百家讲坛》的“开坛元勋”。论文集有《满学论集》、《燕史集》、《袁崇焕研究论集》、《燕步集》共四部；专著有《努尔哈赤传》、《古都北京》、《天命汗》等十六部。主编学术丛刊《满学研究》第一至六辑和《袁崇焕学术论文集》等十一部。先后发表满学、清史论文二百五十余篇。
       倡议并创建了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——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。倡议并主持第一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。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。

《努尔哈赤传》

《古都北京》

《中国历史大事编年:：清代卷》

《天命汗》

《中国都市生活史》

《满学论集》

《清朝皇帝列传》

《清朝通史：太祖朝》

《清朝通史：太宗朝》

《正说清朝十二帝》

       提问:在北京电视台的《中华文明大讲堂》和中央电视台的《百家讲坛》上“大课”，跟在大学讲课有什么不同？
　　阎崇年:我觉得首先是责任重大。电视台叫讲坛，大学叫讲堂，共同点都是传道授业解惑，都是传递知识；不同的是大学的课堂小，电视的讲坛大。电视有这样一个特点，优点可以放大，缺点错误也可以放大，讲得好责任也大，讲得不好责任更大。其次是众口难调，电视讲坛的受众文化水平不一样。不像大学，大一就是大一，大四就是大四，大致差不多，顶多是选修课上学生的差异大些，而电视观众中既有小学生，也有研究生还有教授。此外，在电视上讲课选择史料、切入点、语言组织等都很难。因为在高校讲课，我自己觉得这点很重要，我讲给你们听，你听不听，反正我要考你；电视里不行，观众不爱听就换台了。所以我每次开讲，就像诗经说的，都是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，不敢有一点松懈。
 

　　提问:您在电视上讲历史已经有三年了，您觉得在电视上讲历史的积极意义在哪儿？ 
       阎崇年:史学有几种功能。一种是学术功能，主要是纠正学术上的错误，或者是提出新的观点，推动历史学科本身向前发展。史学还有一个重要功能，就是向广大群众传承历史知识，这种传承仅靠高校是有限的:年龄限制、学历门槛的限制，电视没有这些限制。再者，史学还有提高全民文化素养的功能，电视台办讲座恰恰满足了观众的这种需求。近20年来，电视上历史剧热播，尤其是清朝戏“戏说”成风。到底哪些是历史的真实？可观众不可能都到大学历史系听课去，有人就请我在电视上系统地把清朝的历史说一下。从2004年开始，一发不可收拾。虽然辛苦点累点，但自己是尽了一份社会责任。
 

　　提问:在电视上频频出镜，对您来说弊多还是利多？有人认为学者不是明星，应扎扎实实地做学问。您对此怎么看？
　　阎崇年:有人有这种看法，是善意的但是不全面。学者有多种类型，不是一种模子。第一种类型是学术型学者，就是在书斋里研究思考，发表论文出版专著。第二种类型是教育型学者，就是教书。像解放以前有一些大学教授也没什么专著，一辈子教书，学术地位也很高，他也是学者，其实在大学教室教书我们也是出头露面的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，人们就不会认为我们一批在电视上讲课的学者是不务正业了。我这些年学的历史知识，通过电视频道传播给大家，从传承历史知识、完成我的做史学工作者的使命来说，是做了耕耘也有收获。上亿的人听了我的讲座，这是办多少所大学、历史学院、历史研究院也不可能达到的。我曾经去一所大学做报告，礼堂只有1500个座位，却来了4000多人，过道上被占得满满的，礼堂有4个门，挤破了3个。我的电视讲稿《正说清朝十二帝》现在已经印了24次44万册了，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原来没想过的。受到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人的尊重，是一种欣慰啊！同时还有一点要说明，就是在普及当中我自身也在不断提高。